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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汇首富行贿脱罪事件”七问

来源:搜狐 作者:网络 发布时间: 2020-06-29 11:54
   
   

内容简介:在吉林,有人因行贿20多万元被判刑一年零三个月;在上海,有人行贿200多万却未受追究。 在江西,一位企业家向八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00多万元,得以非法获取国家农机补贴1300万元,...    

   

在吉林,有人因行贿20多万元被判刑一年零三个月;在上海,有人行贿200多万却未受追究。

在江西,一位企业家向八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00多万元,得以非法获取国家农机补贴1300万元,被判刑11年;在上海,一位企业家向一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00万元,得以非法获得近6亿工程,却平安无事。

这种被诟病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怪现象,几年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一问:依据同一部刑法断案,何以有天壤之别?

2017年12月,公主岭市法院审判庭。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锦钰为谋取不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4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鉴于被告人赵锦钰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判决被告人赵锦钰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2014年6月,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审判厅。

“被告人范某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向八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民币255.5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2013年7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

“2006年,被告人孙联生利用担任南汇发改委主任、南汇城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上海东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东圣公司董事长邵东明的请托,为东圣公司、东鼎公司承接南汇区医疗卫生中心项目、南团公路BT项目以及南汇区委党校、区行政学院迁建项目等谋取利益。2009年10月,孙联生收受邵东明给予的贿赂款200万元。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人孙联生的供述证明:2009年国庆节后,邵东明给了孙一个大纸箱,里面放了200万元现金……判决如下:被告人孙联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而对行贿人邵东明,(2012)沪一中刑初字第244号判决书只字未提,亦未另案审理。

二问:行贿200万获六亿工程款,缘何只是“证人”?

判决书显示,证人邵东明(东圣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2006年下半年,五建公司中标了南汇区医疗卫生中心项目的总包,东圣公司从五建公司分包了辅助工程的土建和装饰部分,合同总价为1.3亿元。孙联生供述:其接受邵的请托,帮助其获得上述项目。

证人邵东明的证言证明,2006年上半年,东鼎公司以BT模式投资建设了南团公路,项目结算价加利息共计3亿元左右。孙联生供述:在孙的帮助下,邵东明的公司中标,成为了南团公路的投资建设方。

孙帮助邵承接南汇区委学校、区行政学院迁建项目的土建和装饰部分,总价1.4亿元。

也就是说,据判决书显示,法院认定,孙联生接受邵的请托,帮助邵拿到了一系列项目,总金额高达5.7亿元。

而同样是在判决书中,邵东明的身份是“证人”,仅仅是证人。

三问:他是不是又一个“孙小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条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第五条规定:“罪责刑相适应。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侦查起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六七年来却不断受到来自法学界、律师界、司法界、新闻界和群众质疑。

质疑的焦点,集中在《刑法》“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这两大原则。质疑的问题,集中在“他是不是又一个‘孙小果’?”

有人在网上留言说怀疑这个人一定很有钱。有人回复道,“你猜对了!何止很有钱,是太有钱了,人家是‘南汇首富’从1995年就开始经营房地产,现已坐拥四五百亿。在“天眼查”上,邵东明是27家公司的法人代表,31家公司的高管,这些公司都是他的私营企业。核心企业上海东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5亿元,其中邵东明持股90%,其大女儿邵雅婷持股10%,东鼎投资集团的关连企业多达37家。”

有人在网上留言说怀疑这个人不仅相当有钱,还很有权势。有人回复:邵东明不仅是宝山区的明星企业家,还担任过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委、宝山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上海市工商联第十一届执委副主席、宝山区第八届政协委员……

四问:是谁拍板放过了行贿者?

罗龙平,知名刑事辩护律师,专业领域为重大经济、职务犯罪等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家及国家工作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他认为: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作出的刑事判决书第8页载明第三笔受贿的事实“2009年10月,被告人孙联生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东鼎公司法定代表人、东圣公司董事长邵东明的请托,为东圣公司、东鼎公司承接了高达几亿元的项目,收受邵某给予的贿赂款200万元。”以及第13页第四组证据,证实被告人孙联生收受邵东明给予的钱款的事实“证人邵东明的供述证明:2009年,孙联生以再婚购房为由向邵东明索要款200万元。招商银行个人存取款凭条证明:2009年9月29日,邵东明取款200万元,邵东明经辨认后确认,该凭条即为给孙联生的200万元的取款凭证”可知,作为此案的“证人”邵东明行贿200万元的事实可以确认,并且从目前判决书认定的证据来看,“证人”邵东明涉嫌的是个人行贿,而非单位行贿。至于到底是单位行贿还是个人行贿,尚需调查核实这个200万元行贿款的最初来源,以及承接项目最终利益的归属。

罗龙平认为,根据贪污受贿司法解释规定,个人行贿数额在百万以上,属于比较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查证属于个人行贿,司法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追究其行贿罪的刑事责任。当时为何未依法追究邵东明的刑事责任,应当调查核实。

受贿与行贿一体两面,有受贿就有行贿。在以上受贿行贿案例中,行贿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采取送红包礼金、巨额现金、甚至送股份等方式腐蚀干部,进行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多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这些案例的严肃查处,在严惩受贿的同时,让行贿者付出沉重代价,打消着围猎人“受贿者锒铛入狱,行贿者逍遥法外”的侥幸。而坚持对受贿行贿共同打击,亮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也彰显了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运行后反腐败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制度优势。

在这种态势下,是谁拍板放过了行贿人?就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五问:巨富究竟在躲避什么?

“上海南汇首富行贿脱罪事件”的广为人知,缘起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民营企业家陆君多年来的持续举报。

陆君称原本和邵东明是好朋友。自2010年始,邵东明迷上了巨额赌博的刺激,频繁赴澳门赌场豪赌。2011年,邵大输后缺少资金入场,便致电陆君,请陆君为其从赌场借赌资担保,他向陆君保证一回上海,就会归还所有本息。

陆君当时认为邵东明是自己多年的朋友,同时在上海企业众多,实力雄厚,是上海宝山区的明星企业家,资产几百亿,不会还不起所借赌资,于是义气用事为邵东明所借赌资做了担保。邵东明一再承诺回到上海一定归还,并口头承诺会用自己名下的东鼎大厦抵押变现还款。在此情况下,陆君为邵东明陆续所欠下的8亿多人民币赌债,进行了担保。

回到上海后,邵东明陆续偿还陆君担保的7000多万赌债后就失联了,哪里也找不到人。由于担保期已满,在境外赌场的压力下,陆君无奈,只好凑钱帮邵东明还赌债。

2013年4月9日,陆君委托两人的共同朋友到邵东明豪华别墅协商解决问题,邵却指使保安打伤了协商人。翌日,陆君和公司员工及朋友再次登门邵东明别墅,结果引发双方冲突,经司法鉴定邵东明方有人构成轻微伤。陆君于2013年8月9日被公安机关抓捕。一审期间,陆君对被伤害人赔偿到位,但仍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二审法院改判为3年10个月。

出狱后,陆君仍需为邵东明偿还担保债务,无奈之下变卖自己的企业、房产等。而邵东明仍避而不见。陆君通过朋友传话,希望邵东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却得不到反馈。

六问:是谁阻止判决书上网见阳光?

多年来,面对群众质疑,面对多家媒体的登门采访,行贿人避而不见,检法两院避而不谈,纪委监委避而不答。一个“拖”字,将群众对个案的质问怀疑,拖成了对刑法两大原则的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仅如此,就连孙联生受贿案的上述244号判决书,也没有按照有关规定上网。对此有人质疑:到底是谁怕此案判决书暴露在阳光之下,阻止此案判决书上网呢?这是不是也违反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呢?哪个案件能上网,哪个案件不上网,拍板权掌握在谁手中?这种权力是否有寻租空间?

七问:对行贿犯罪是否失之于软?

北京律协职务犯罪预防与辩护委员会委员、大成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于兴泉,专业研究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类犯罪案件的预防与辩护。

他认为,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数量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这与无处不在的行贿犯罪不无关系。行贿犯罪之所以猖獗,打击不力、追责不力是一个重要因素。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一些企业和个人不惜重金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以及掌握职权的非国有企业人员,受贿者则尽可能在政策制定、资源分配、招投标、业务关系等方面为行贿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各种或明或暗的便利”。本人近年来办理的官员受贿案件增多,相应的民企负责人行贿案、单位行贿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等也明显增多,一个受贿人,往往对应了不止一个的行贿人。但从公开报道看,相比受贿案数量而言,行贿案件仍然少得可怜。

行贿犯罪往往与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犯罪“伴生”,其危害无疑是巨大的,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秩序、国家公众利益和风清气正的廉洁建设环境,也是对社会诚信文化的践踏。

行贿犯罪是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疾,也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犯罪的主要形态之一,并呈现出刑罚处罚相对较轻、案发环节分布广泛与犯罪潜伏期较长等典型特征。行贿犯罪成本相对较低,缺乏威慑力,一定程度加剧了行贿行为的多发、频发。所以,对于行贿犯罪的追责,不仅要严格执行《刑法》规定,对构成犯罪的,绝不手软,依法及时立案,该移送审判的,就要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责任编辑:王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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